來源；北大國發院
歷史學家托尼·朱特（Tony Judt）曾提出知識分子應該揭示“小真相（Small Truths）”（被隱藏的社會現象等可以被發現的事實），而不是“大真相”（似乎需要付出犧牲的、有關宏大事業的信念）。“問題的關鍵就是道明實情，而非找出何為更高的真理。”他說。對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沈艷來說，這種“小真相”至關重要。她受過嚴格的計量經濟學訓練，目標清晰，不時在時政領域就自己關注的公共議題“潑一盆冷水”，這些觀點看似“不合時宜”，但事后回頭看卻頗具前瞻性。
日前，沈艷教授接受《北大金融評論》專訪時表示，追求真相是她心目中學者的使命，“要盡可能地逼近真相，就像計量經濟學關注估計量的一致性那樣追求無限逼近真理，同時要知道自己會犯錯，知道自己永遠不能掌握真相”。
歷史學家托尼·朱特（Tony Judt）曾提出知識分子應該揭示“小真相（Small Truths）”（被隱藏的社會現象等可以被發現的事實），而不是“大真相”（似乎需要付出犧牲的、有關宏大事業的信念）。“問題的關鍵就是道明實情，而非找出何為更高的真理。”他說。
對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經濟學家沈艷來說，這種“小真相”至關重要。她受過嚴格的計量經濟學訓練，目標清晰，不時在時政領域就自己關注的公共議題“潑一盆冷水”，這些觀點看似“不合時宜”，但事后回頭看卻頗具前瞻性。
近期，全社會熱切關注區塊鏈時，她寫文章說要“明確準入門檻”，避免重蹈網貸行業覆轍；2018年年中，P2P人人喊打，市場悲觀情緒彌漫，似乎嚴冬將至，但她說這是市場正常出清所需，引入新的監管框架，會讓符合資質要求的平臺健康發展；2018年后半年，網貸行業“轉危回暖”聲音頻傳，她說“要為各類風險做充分準備”；聲稱“人人有課題，個個有研究”的北京某知名小學的學生研究報告在朋友圈刷屏，她卻像那個大聲說出皇帝“什么衣服也沒有穿呀”的小孩一樣，指出其中的弄虛作假，她說“不能忍”，要“靜待花開，謹防研究大躍進”；人人都在講大數據，似乎大數據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她冷靜地寫文章解釋大數據分析離不開小數據的呼應和專業判斷……
“中國可以研究的問題太多了”
時針回撥二十年，沈艷可能壓根不會想到自己日后會回到北大，成為一名經濟學家。沈艷出生時，父親是一名懷揣作家夢的農具廠木模工，因“文革”未能上大學，但他沒有一刻因此停止讀書學習。幾經周折，她父親自學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87年，父親即將從人大畢業，還在讀初中的沈艷趁暑假跟著父親來北京游玩。未名湖的湖光塔影收入眼底之際，她立志要成為這個園子里的人。幾年后她如愿被國際經濟系錄取，開始了與北大的不解之緣。
四年的大學學習為沈艷日后的深造打下了堅實基礎，但真正讓她走上經濟學研究之路要等到畢業后去南加州大學攻讀博士的經歷。這期間，她學到日后研究復雜經濟現象所需要的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和看待問題的批判性思維。回顧這段歲月，她說對自己影響最大的是朱家祥教授和蕭政教授。現任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副院長的朱家祥當時在南加州大學任教，是沈艷的計量經濟學啟蒙老師。“他的課，出神入化，計量在他口里，就是十分有趣的一門學問”，沈艷在一篇文章中這樣介紹。蕭政教授是國際著名計量經濟學家，曾任國際權威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Econometrics主編。讀書期間，一次沈艷去請教蕭老師一個問題，蕭老師讓她去看某本書某篇文章的某一頁，沈艷半信半疑，但按圖索驥，竟然真的找到了。她問蕭老師為什么可以這么精確地記住頁碼，蕭老師淡淡地說當年自己讀書時，遇到好文章是要抄寫一遍的，所以記住了。另有一次，沈艷找蕭老師討論論文，“他不同意我的觀點，然后我就越說越急，他慢慢地說，‘你講的有道理，我會聽’。”
2003年從南加州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后，沈艷選擇回國加入當時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2008年改名為國家發展研究院）。她說，骨子里覺得自己屬于中國，而CCER的老師有一種中國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有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希望為這個國家帶來改變，回北大朗潤園就像回家。在這里，她深刻理解了什么是“和而不同”，教授們學術爭論時面紅耳赤甚至拍桌子，但討論問題時又都非常認真、互相尊重。
沈艷加入CCER之時，正值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進入“深水區”，這場巨大的經濟變革和社會變革讓中國成為經濟研究的沃土。從健康養老到精準扶貧，從收入不平等到中小企業融資難，沈艷都饒有興致地參與進來，“計量作為一個方法，可以參與很多領域的研究，而中國可以研究的問題太多了，我就忍不住參與了好多”。這些研究領域看似龐雜，但仔細梳理不難發現，沈艷始終關注的是使用微觀計量方法來幫助自己理解中國經濟現象，她的目的地只有一個：真相。
“金融是要負責任的”
沈艷當前關注的研究領域是“數字技術（在微觀、宏觀、中觀角度）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比如數字技術如何影響人們創業，特別是女性創業，以及數字技術如何影響消費結構等。數字技術也帶來一系列問題，比如數字鴻溝，進而產生新的不平等，這也是沈艷關心的問題。比如，英國有學者做了一項非常有意思的研究，發現隨著互聯網的可得性增加，人們更不愿意投票，進而影響了其所在地區的福利。
擔任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沈艷更多的研究還是著眼數字時代的金融。“網上的理財產品到底能不能買？”一天沈艷媽媽打電話問自己的經濟學家女兒。“我就想，這個都影響到我媽媽了，我一定要沖進來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從這里開始，她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科普知識，建言獻策。“大家都在說它好的時候，需要潑潑冷水；而大家都說它壞的時候，或許該找找其中對于未來有益處的經驗與教訓。”
說到普惠金融的前景，沈艷認為，由于中小企業貸款貴貸款難的問題沒有解決，個人理財等金融服務需求也沒有解決，所以有需求。而隨著金融科技的發展和教育水平的提升，供給端也有了。為中小企業以及個人提供好的金融服務的大趨勢沒有變，所有發展普惠金融的力量是持續存在的。
然而，“通往地獄的道路是由善良的愿望鋪就的”，普惠金融的出發點是好的，通過互聯網平臺，讓更多中小微企業獲得急需的融資貸款。只是“需要在監管和創新找到一個平衡點”。我國的金融基礎設施比較薄弱，在一個相對寬松的監管環境中，一下沖進來一大批網貸平臺，魚龍混雜，導致整個市場亂象叢生。未來，隨著征信、科技監管等不斷完善，漏洞逐漸補齊，“普惠金融的未來還是陽光明媚的，只是不一定是P2P的形式”，沈艷這樣認為。
在她看來，金融一定可以更加美好，“但要做到‘負責任’ 三個字”。首先投資人要有足夠的關于金融風險的教育，要搞清楚高收益產品背后的底層資產到底是什么。“可以通過商學院教育做到這一點”。金融業中有一個“投資者適當性原則”，如果一家金融機構把高風險的金融產品賣給風險承受力比較低的客戶，就是不負責的行為，就要承擔后果。其次，借款人也需要通過教育，具備一些基礎的金融知識。因為一些P2P產品看起來借款利率很低，但實際上通過計算砍頭息等費用，可能是一個年化利率非常高的產品。
此外，監管也要負起責任。金融科技的發展對監管提出了新的挑戰。很多政策的試點是在某一個具體的地區去做，但金融的試點是要試新的業務模式，這個業務模式可行不可行，必須讓它運轉起來才能知道。沈艷認為，可以采用“監管沙盒”模式，讓一個新業務模式的金融企業在“監管沙盒”中運行起來，找學界等第三方機構評估其可行度，如果可以，再推廣到市場中去。這樣用較小的成本去做金融創新，既可以讓新業態長出來，但又不會帶來太大的社會動蕩成本，從而走出“一放就亂，一抓就死”怪圈。
沈艷強調，“金融是要負責任的”。金融機構成立需要滿足三個要求：“牌”“財”“才”。“牌”就是持牌，實行準入制；“財”就是資本金投入，需要認繳資本金，“金融不是誰都能玩的，沒錢就不該玩金融，金融行業一定要有資金支撐，因為有風險”；“才”指的是人才，金融機構需要有真正懂得金融知識的專業人才。
“Do you believe in it？”
談到在數字時代如何利用大數據研究金融問題，沈艷認為首先要弄明白做研究的目的是讓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而不是讓金融自己空轉。“如果金融空轉，短期賺錢快，但長期肯定會有問題的。”其次要觀察社會現象，明確要解決的具體問題是什么，形成一個故事鏈條，再用數據去驗證。
具體方法上，“不但要尊重金融規律，還要尊重統計學規律”。在數據被譽為“新時代的石油”的當下，人們往往誤以為有了大數據分析，就有了總體，不再需要抽樣了。同時，很多研究者認為只用關心相關，不用關心因果。
沈艷認為，大數據并不能回答所有的問題，單獨依靠大數據做的分析質量往往可疑。可靠的大數據分析，離不開對小數據的使用，需要利用一些比較可靠的小數據（比如通過問卷調查得到的數據等）作為“錨點”，與大數據信息相互對照后再判斷。
另外，大數據分析還要“人機結合”，而不能僅僅依靠算法。專家的經驗、人們的直覺等都應在分析中有一席之地。沈艷在《民意難測：為何希拉里贏了民調輸了選舉》《大數據分析五步法：以新經濟指數為例》等一系列文章中都表達了上述觀點。
沈艷也將這些理念用到工作中，她和她的團隊成員搜集文本大數據，使用自然語言處理、深度學習等方法度量文本信息，發布了北京大學互聯網金融情緒指數、中國投資者情緒指數等系列指數報告。她認為這些情緒指數“可能已經成為關于中國未來發展的新型輿情指標”。
沈艷的另外一個頭銜是教育部北京大學人力資本與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作為教師，她和學生推心置腹，曾獲得北京大學優秀班主任的稱號。她不僅僅看重學生的課堂學習，內心里，她希望自己的學生多積攢一些興趣點，在自己喜歡的事情上多花時間，“讓自己活得像一個年輕人”。如果一路被推著往前走，可能在社會的眼里是非常優秀的，但到了某一個節點就會找不到意義。
在教育問題上，她發聲大膽。2017年，一篇題為《當小學生遇見蘇軾》的10萬+文章刷屏朋友圈，這是北京某著名小學一個班級利用國慶假期完成的蘇軾研究報告。雖然網民對“別人家的小學生”贊不絕口，但沈艷看完這些“小課題”后，“憂慮超過了欣喜”，奮筆寫了一篇文章批評這些研究拔苗助長。時隔三年，說起這件事她還很氣憤，在她看來，這是弄虛作假，荼毒科學精神。“孩子可以參與研究，但要做孩子力所能及的事情。”“把成年人那套亂七八糟的東西灌輸給孩子，讓孩子對科學研究失去敬畏，”沈艷說，“不能忍，不能忍”。
離開南加州大學17年后，沈艷至今對一次經歷記憶猶新。一次她把自己的一篇論文拿給一個非常受人尊敬的學者看，對方看后盯著沈艷的眼睛問了一句：“Do you believe in it（你自己真的相信嗎）？”這件事情讓沈艷此后寫東西都先自問這句話。沈艷認為，追求真相是她心目中學者的使命，“要盡可能地逼近真相，就像計量經濟學關注估計量的一致性那樣追求無限逼近真理，同時要知道自己會犯錯，知道自己永遠不能掌握真相”。
文章來源：《北大金融評論》2020年第1期
責任編輯：劉萬里 SF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