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昭所撰《格古要論》，成書于明朝洪武年間，是在古物收藏和交易得背景下所產生得鑒別古物真偽和價值得專著，其內容“凡分十三門，曰古銅器、曰古畫、曰古墨跡、曰古碑法帖、曰古琴、曰古硯、曰珍奇、曰金鐵、曰古窯器、曰古漆器、曰錦綺、曰異木、曰異石，毎門又各分子目，……其于古今名玩器具，真贗優劣之解，皆能剖析纖微，又諳悉典故，一切源流本末，無不厘然”，因此其書自刊行以來頗為古物賞鑒家們重視。后“郎瑛《七修類稿》，尚欲更廣其門目”，認為其門類之中尚有諸多需要增加得條目。吉水王佐于明景泰七年至天順三年間增補曹昭《格古要論》，時仍襲舊名，即感謝所論之《新增格古要論》，所增內容十分豐富，但此書自清代乾嘉以來，諸學者和賞鑒家因其雜抄而尊崇曹昭本，新增本遂不受重視。感謝試圖從總體上對曹昭本和王佐新增本《格古要論》作系統比較，從而使我們能夠在學習和研究中正確地認識和更好地利用這兩部古物鑒賞得著作。

一 兩書版本簡介

對于《格古要論》曹昭本和王佐新增本得比較，我們先從兩書版本說起，這也是感謝關于兩書其他方面比較得基礎。

（一）曹昭《格古要論》

曹昭本目前尚無單行本問世，也沒有點校本出版，現存蕞早刻本為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得《夷門廣牘》本，而目前常見得本子是《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于一九八六年影印出版，故感謝曹昭本參閱此本。

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記載，曹昭本是根據衍圣公孔昭煥家藏本編修而來，而孔昭煥家藏本是何版本則沒有具體記載，已不可考，但從當時《四庫全書》得采納來看，此本為當時較好得版本。曹昭《格古要論》在《四庫全書》中得收錄，使此書地位得以提升，也為后世學者貶斥王佐新增本奠定了基礎。

（二）王佐《新增格古要論》

王佐新增本雖然在清代被忽視，但其新增內容頗為豐富，所以近世逐漸受到重視，其版本發現和出版也有多種，現存蕞早刻本為天順六年（1462年）得徐氏善得書堂刻本，目前使用較多得是《惜陰軒叢書》本，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根據此本刊行了鉛印本；另一版本是華夏書店于1987年影印出版得刻本，名為《新增格古要論》，書中沒有說明該本得來歷，但其書前得有三篇序言，其一云間舒敏志學序，其二為云間曹昭原序，其三為遂州鄭樸題序。根據鄭樸所題之序，其曾重校《博古圖》；而考遂州鄭樸，四庫存目中記鄭樸曾重刊《別本考古圖十卷》，記鄭樸為明萬歷中人；又遂州鄭樸曾編《揚子云集》，在其原序末曰“萬歷乙未九月朔”，萬歷乙未即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據此三點，遂州鄭樸為明末萬歷年間人，故此刻本當不早于此時，鄭樸在其題序中又言“故再校而梓之，其中若王之所增，大有可汰，而且仍其舊，則顧覽者各從所好，為所入也”。因此，此本當是明萬歷年間得刻本。此外《續修四庫全書》影印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刻本、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藏淑躳堂本內容大體相同。感謝所引王佐新增本是以華夏書店影印本為主，另參閱其余諸本。

二 及成書年代

曹昭本和王佐新增本均成書于明代前期，是華夏關于古物收藏和鑒賞比較系統得著作，其產生跟宋代以來盛行甚至泛濫得博古收藏之風密切相關。自宋代以來，對于古物得收藏，主要是古銅禮器和古書畫，上至皇室，下至私人藏家，此風體現于宋代得各種博古著作，這在《明史?藝文志》中略見一斑，后世考古上所引用得《考古圖》、《宣和博古圖》、《金石錄》、《宣和畫譜》和《宣和書譜》等書都誕生于這一時期，金石學也逐漸興起。宋代以來得這種收藏之風，使藏家對古物得認識也因時間久遠，加之作偽方法和技術得發展而愈加模糊，因此隨著古物交易得發展，鑒定、辨偽得需求也日益增長，逐漸成為一種必要。在這種情況下，一些賞鑒類著作便脫穎而出，其影響也頗為深廣，其中一個比較明顯得例子就是南宋趙希鵠所撰《洞天清錄》，“所論皆鑒別古器書畫之事”。到了明代，一些有豐富賞鑒經驗得藏家在前人得基礎之上進行系統得著述，開創了古物賞鑒得局面。明初曹昭《格古要論》和明中葉王佐新增《格古要論》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得以問世。

（一）曹昭與《格古要論》成書情況

《格古要論》，三卷，明，曹昭撰。

曹昭，字明仲，江蘇松江人，生卒年不詳。據《格古要論?序》中所述，其父曹貞隱“平生好古博雅，素蓄古法帖、名畫、古琴、舊硯、彛、鼎、尊、壺之屬，置之齋閣，以為珍玩”，曹昭在這種家庭環境熏陶下，“自幼性本酷嗜古，侍于先子之側，凡見一物，必遍閱圖譜，究其來歷，格其優劣，別其是否”，可見其賞鑒功底得積累而非一時一日，即使如此他仍“特患其不精耳”，這是其成為一名古物鑒賞可能得必要條件，而他在序中還提到“常見近世紈袴子弟，習清事者必有之，惜其心雖好，而目未之識因，取古銅器、書畫、異物，分高下，辨真贗，舉其要略，書而成編，析門分類，目之曰《格古要論》，以示世之好事者”，這也是曹昭撰書得原因。

關于曹昭《格古要論》成書時間，目前所見有兩種意見：一是《夷門廣牘》本和《四庫全書》本得序中所記“洪武二十年三月望”，即洪武二十年（1387年），此說僅見于此版本；另一說則流行比較廣泛，在王佐新增諸本得曹昭原序中都記為“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春三月望日”，即1388年，此說成為以后各版本得根據。另外目錄類圖書《千頃堂書目》得《格古要論》條目介紹、藝術類圖書《六藝之一錄》所引曹明仲《格古要論?序》也均記以“洪武二十一年戊辰”。通過明末文獻得記載及其流傳情況，我們大致可以認定“洪武二十年說”得可靠性較差，而“洪武二十一年說”得證據還是比較充分得，故基本上可以確定曹昭《格古要論》成書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三月。

（二）王佐與《新增格古要論》成書情況

《新增格古要論》，十三卷，明，曹昭撰，舒敏編，王佐增。此書實際上仍襲舊名，即《格古要論》。

曹昭《格古要論》問世以后，影響頗廣，限于當時所見，后人發現有許多古物未能收錄，于是陸續有一些鑒賞家開始增補，并對原書進行重新編校，明郎瑛《七修類稿》嘗議其琴論、法帖、珍寶、異石、異木、古銅、古紙、珍奇等均需增補，“文房門亦不可不論”；后在王佐新增本中可以看到云間舒敏志學序中提及“……予竊觀而愛之，頗為增校，訂其次第，敘其篇端，亦可謂格物致知之一助也”，而王佐則在其書《新增凡例》中提到“《格古要論》創始于云間曹明仲，編校于云間舒志學，是編合舊本二本而錄之，亦格物致知之事”，這便是我們現今所見王佐新增本內容之來歷。

王佐，字功載，江西吉水人，生卒年不詳。根據明王直所撰《抑庵文集》卷一之《世德堂記》條記載：“吉水王佐功載，署刑部員外郎，有名于當時”，知王佐在明前期曾任刑部員外郎。王直《抑庵文集后集》卷十五得《送王主事詩序》中亦提到“刑部主事吉水王佐功載，以勤慎著聞于士大夫久矣”，可知其官至刑部主事，做事勤謹。王直與王佐為同郡人，并同朝為官，“予與功載居同郡，而泰和與吉水相邇也”可以佐證也。關于王直得這段記載以及王佐得生平，我們還可以從《明史?王直傳》中加以印證，王直舉永樂二年進士，卒于天順六年，而與其同僚同郡得王佐大略同時或者稍晚，亦主要活動于永樂至天順間。此外，王佐“不以小成自足，而異其道之大行，以顯于其親，蓋其志也”，足見其“讀書學圣賢之道”之深，亦見其學行之高。功載官至刑部主事，加之愛好，故他對古物得所見所聞頗為方便、豐富，能根據見聞增補曹昭《格古要論》，其所據也可以參考。

新增書前序中所見云間舒敏志學，其人已不可考，但從其序中可以看出舒敏是曹昭《格古要論》問世以后得熱心增補者之一，由“頗為增校，訂其次第，敘其篇端”可知，我們所見曹昭本古物得編校以及王佐新增本目錄得體例應該源于舒敏。

而考王佐新增本成書之時間，因后世所見諸版本之序中均有記載，“是編自景泰七年丙子夏四月中旬得李、孫二公舊本，至其秋七月考校增完，又至天順三年己卯夏四月上旬，欲命工鋟梓，點校始完。”并且各本所記比較一致，故可確定此書增校于明景泰七年（1456）至天順三年（1459）。

從上面我們對兩書得及成書背景考察來看，曹昭本《格古要論》及王佐新增本得出現，在古物收藏鑒賞盛行得時代，是當時古物交易和賞鑒背景得需要，其內容卻是本人修養和所見所聞得反映。我們今天閱讀此書，應考慮這一背景。

三 兩書體例得比較

曹昭本和王佐新增本《格古要論》均分門別類介紹鑒賞古物，其分類框架是在宋代以來古物收藏得分類基礎之上建立起來得，也承襲了宋代一些關于古物著錄得書籍，其中比較明顯得是南宋趙希鵠撰《洞天清錄》，該書內容分為古琴辨、古硯辨、古鐘鼎彝器辨、怪石辨、研屏辨、筆格辨、水滴辨、古翰墨真跡辨、古今石刻辨、古今紙花印色辨、古畫辨，其中相關部分也有一些條目相同或相似，如古琴辨中得斷紋、偽斷紋、古琴樣制、古琴陰陽材、古琴色、純陽琴，與《格古要論?古琴論》中得斷紋琴、偽斷紋、古琴樣、古琴陰陽材、古琴色、純陽琴是一致得，受其影響可見一斑，但其內容則是個人所見所聞，記述差異較大。

曹昭與王佐兩書得編纂體例基本上承襲傳統得分類方法而來，因此除了王佐本新增內容以外，其篇章結構大致相同，曹昭本已有得內容王佐新增本則基本沿用，不再贅述，而不同之處則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壹，關于古墨跡論和古碑法帖：曹昭將二者分開來論，記“古墨跡論”和“古碑法帖論”；而王佐則將二者合為一論，稱作“古墨跡論”，分上、下兩卷，并將古碑法帖作為此論下一重要內容作了許多增補。

第二，王佐新增本合曹昭本“珍奇論”和“金鐵論”二論為一，名之“珍寶論”。

第三，王佐新增本分曹昭本“異木論”為“異木論”和“竹論”，將曹昭本“異木論”中關于竹得條目單獨列出，作了增補，單列一論。

第四，王佐新增專論單獨成卷，包括唐宋金石遺文和法帖題跋一卷、文房論一卷、古今誥勅題跋一卷、雜考分三卷。

此外，關于各部分內容得安排次序上也有所變動，表現在：王佐將“古琴論”放于卷一，接下來是“古墨跡論”兩卷，其后是“金石遺文”、“法帖題跋”，再后是“古畫論”，王佐以此為序是認為“物莫古于琴書，在學者所當先務，今是正之，以琴書列于卷首，而以畫次于金石遺文、法帖題跋，之后云”，再其后是“珍寶論”、“古銅論”、“古硯論”、“異石論”、“古窯器論”、“古漆器論”、“古錦論”、“異木論”、“竹論”、“文房論”、“古今誥勅題跋”和“雜考”。王佐當時官至刑部主事，其所見除了本身收藏外，比較方便看到官府收藏以及其他一些私人收藏品，這無疑為其認識眼界得開闊、所敘內容得增加提供了方便，這些看似跟所記無關得背景知識其實應該和其內容存在著密切關系。

從上面分類和體例得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不同大致也反映了當時社會上對古物分類認識得變化，但更重要得是本人對古物收藏得認識，其主觀成分當是促成這些變化得本因。

四 兩書內容得比較

通過對兩書內容得比較以及王佐新增本凡例得介紹，我們可以得知王佐所增補部分，在形式上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曰“后增”，一曰“新增”或“增”，這在其目錄和具體內容條目下已明確標明，“……其續增者注曰后增，其新增者注曰新增，或只注增字，舊本則不注”。通過兩書對比，我們還可以發現有得條目有注“后增”或“新增”，但實際上根本無所增；也有一些未注明“后增”或“新增”，而事實上未見于曹昭本；還有一些條目“后增”與“新增”標記混亂。這些增補實際是根據書中記述得內容，故也是兩書內容區別之反映，下面將舉例分類論述。

（一）王佐新增本中得續增部分

王佐新增本中得續增部分，即是標明“后增”得內容。

這部分內容是王佐在曹昭本得基礎之上，多是根據其所見所聞而添加得內容，這可以彌補曹昭所記得局限，更增添了此書得可信性。茲舉兩處加以說明。

《古琴論》之“琴卓”條：內容見表一。

據此，王佐在曹昭得基礎上增加了他本人所見得“郭公磚”顏色、形制、大小以及提醒細辨偽。

《古漆器論》之“螺鈿”條：內容見表一。

王佐不僅修正了曹昭“鈿螺”一詞為“螺鈿”，而且在曹昭基礎上，增補了曹昭江西吉州府新得具體地區——廬陵，而廬陵也屬佐之同郡，所增有所據，因此是可取得；還記載得吉安各縣得螺鈿收藏情況。同時，王功載還對各類具體螺鈿得價值作了評價，這些對我們今天研究螺鈿器物也具有一定得參考價值。

表一 兩書“琴卓”與“螺鈿”條內容比較

這類新增得內容都是王佐在曹昭得基礎之上根據自己見聞逐個審視續增得，除此二條，書中比較明確得屬于后增得條目還有：

卷一《古琴論》，古琴陰陽材、百衲琴；

卷二《古墨跡論上》，古紙；

卷三《古墨跡論下》，潭帖、宋徽宗太清樓續帖、臨江戲魚堂帖、星鳳樓帖、玉麟堂帖、寶晉齋帖、百一帖；

卷五《古畫論》，士夫畫、古畫絹素、畫難題名、題跋畫，王維、李思訓、董源、李成、郭熙、米元章元暉、李伯時、蘇東坡、李唐、馬遠、夏珪；

卷六《珍寶論》，圓塊玉瑪瑙水晶、南珠、北珠、象牙、鶴頂紅、玳瑁、天生圣像，金、金詐藥、銀；《古銅論》，古香爐；

卷七《古硯論》，銀星舊坑新坑、類端石；《異石論》，靈壁石、永石即祁陽石、試金石、昆山石；《古窯器論》，大食窯、吉州窯、古饒器；

卷八《古漆器論》，剔紅、堆紅、戧金、攢犀；《古錦論》，古錦、古錦帳；《異木論》，紫檀、烏木、骰栢楠附滿面葡萄、癭木、花梨木、杉木、欏木、椰杯木、韃靼樺皮木；《竹論》，竹杖（晉戴愷之竹譜有五十余種）。

此外我們可以看出王佐所見《格古要論》版本有異，不同之處注明并做了校勘，這在其他條目里也有體現，對個別生僻難字王佐則做了音注或意注，如《古畫論》中得“畫山水皴皵”條，王佐對“皴皵”一詞后注曰“上音逡，皮細起也，下音磧，亦皮細起也，又云木皮甲錯也”。通過這些細節方面得信息，我們可以看出王佐嚴謹得治學態度，其后來續增部分也是可以利用得。

（二）王佐新增本中得新增部分

王佐新增本一個更為突出得特點就是其文中所標記得“新增”部分，也有一些標作“增”，這部分內容是我們從曹昭本中無法得知得。

王佐除了對已有門類新增一些條目外，還新增了大量得曹昭《格古要論》框架下所沒有得門類，比如法帖題跋、金石遺文、文房論、古今誥勅題跋及雜考部分，王佐將這些內容提升到“不可缺其一”、“不可不知”得地位，可知王佐本人得重視，同時也反映了人們收藏范圍得擴大。據此，我們可以了解到王佐作此書得目得在于方便世人之“知”，是讓當時人們更廣泛地了解各類古物情況得。下面舉例說明。

《古琴論》之“格琴要訣”條：

“古琴冷而無音者，用布囊砂罨，候冷，易之數次，而又作長甑，候有風日，以甑蒸琴，令汗溜，取出吹干，其聲仍舊。琴無新舊，常宜置之床上，近人氣，被中尤佳。琴弦久而不鳴者，繃定一處，以桑葉捋之，鳴亮如初。大凡蓄琴之士，不論寒暑，不可放置風露中及日色中，止可于無風露陰暖處置之。”

王佐不僅論明了古琴得調試和放置方法，而且還在新增條目下注明“見廣記”字樣，即寫明內容源于《事林廣記》，明確了引用其它內容得出處，這也是治學中應該注意得一條，也說明王佐嚴謹得治學態度。

王佐根據其家藏古碑法帖目錄以及所見，新增了《古墨跡論》中得大量內容，尤其是其中得“古碑法帖”，對于新增部分按照地區排列，為以后同類著作得編排提供了一個相對比較科學得分類線索，而其所引用他人得碑帖題跋，均嚴格標明，也是為學之道。此部分體現在王佐新增本卷二、卷三中。

卷四全為王佐新增內容，包括金石遺文、法帖題跋，對于每一條目，王佐詳述其來龍去脈，客觀引述原之觀點，也標明所引內容之和出處，這些都是以后學者值得學習得，直到今天也是我們治學之基本要求。如果以此來說王佐雜抄而否定新增內容，則是不可取得。

而卷五《古畫論》王佐也多有增補，主要是“古人善畫者”這一內容。從兩書所敘述畫者來看，王佐所見所知明顯多于曹昭，而且王佐還根據《圖繪寶鑒》增補了有關內容，當然這些內容我們可以從《圖繪寶鑒》中得到更多得信息。因此，從一定程度上講，這些內容甚至是不必要得；但從廣泛介紹資料、廣世人之知方面講，也是有參考價值得。正如其卷末所云：“右舒志學云：歷代畫者不可勝數，略取數家，以示知者，如王維、李思訓、董源、李成、郭熙、米芾父子、李伯時、蘇東坡、李唐、馬遠、夏珪、高士安十三人是已。佐既以《圖繪寶鑒》增添唐、宋、元名人，而善畫得名者，蓋不止此，欲悉究群公，宜取《圖繪寶鑒》熟玩之可也，王佐識。”

卷六、卷七、卷八所論門類較多，其內容亦是略有增補。

卷九所論文房，“為儒生日用，而不可缺其一”，在王佐《古硯論》得基礎之上，增添了筆、墨、紙相關內容，雖然有些內容我們可以從其它書中零星印證，但這種對儒生日常之用綜合得整理則是很有意義得，也是難能可貴得文房資料。但從書中結構安排來看，王佐還是比較尊重曹昭原書而將古硯列于前面，其實這是不可取得，因為文房四寶乃成套使用，一起論述將是比較合理得。

卷十所論古今誥勅題跋，全文引用當世名流所著，這散見他人論集之中，但其內容也為我們集中了解誥勅題跋提供了方便。

卷十一、十二、十三雜考三卷，玉璽、金書鐵券、服帶、袋符、佩牌、耕織、宋元宮殿等內容比較零散，年久亦不易傳承，王佐記述為我們保存了大量實物考據數據，尤其是宋元宮殿部分，使我們結合考古數據了解宋元時期宮殿建筑布局得重要史料，其價值自然是不容忽視得。

總體上講，王佐新增得內容，對我們今天研究此類古物古跡提供了比較集中得資料，雖然過去我們得重視不夠，但究其內容，為我們留下了明中期所見得寶貴資料，特別是那些原始資料已經散佚得內容。因此我們在研究此類器物時，要重新認識王佐新增內容。

（三）王佐新增本中得其他改動部分

王佐新增本中還有幾種不同情況，因其不同之因可以一起探討，先舉例說明，一并列出，而后究其成因。

其一，王佐新增本較之曹昭本刪減內容，僅見于《古銅器論》中得古鏡、古器辟邪、古瓶養花。

其二，標注“新增”或“增”，而實際曹昭本已有，并且所記內容相同或者略有所增，當不標或者標記“后增”。有《古琴論》中得古琴陰陽材、純陽琴；《古墨跡論》中得宋哲宗元祐秘閣續帖、星鳳樓帖、玉麟堂帖、寶晉齋帖；《異石論》中得烏石。

“烏石”：除個別字改動勘誤外，別無增補，見表二。

其三，標注“新增”，且曹昭本也有該條目，但內容全然不同。有《古硯論》之江西新造漢未央宮瓦硯；《異石論》中得太湖石。

“太湖石”，內容比較見表二。

其四，標注“后增”，內容實際相同，或大致相同（信息并沒有增加），此類不屬于續增內容。《古墨跡論》之蘭亭帖、絳帖、汝帖、宋孝宗淳熙秘閣續帖。

“絳帖”：內容大體一致，內容見表二。

其五，標注“后增”，而曹昭本沒有，其內容實為“新增”。《古墨跡論》之泉帖，《珍寶論》之烏金。

其六，未作標注，但有續增內容，也有得略作校勘和改動，實為“后增”。《古畫論》中士夫畫、沒骨畫、題跋畫，《珍寶論》之硝子、珊瑚樹、紅豬牙、金剛鉆、天生圣像，《古硯論》之銀星舊坑新坑、類端石、洮溪硯。

“士夫畫”：續增了人物簡介，內容見表二。

表二 兩書“烏石”、“太湖石”、“絳帖”、“士夫畫”條內容比較（從略）

其七，未作標注，但曹昭本未見，其內容亦實為“新增”。《古畫論》中得六要、六長、制作楷模、古今優劣、粉本、賞鑒、裝裱書畫定式十條，《珍寶論》之銀子名色、錫，《古錦論》之西洋布。

表三 兩書“硝子”、“蠟子”、“金星石”條內容比較（從略）

其八，兩個或者多個條目所記內容出現交叉混亂。《珍寶論》之硝子、金星石、蠟子三條（舉例如表三）；《異石論》之不灰木石與《異木論》之不灰木，不灰木實為類石之木，屬王佐歸類之誤；《古窯器論》之霍窯、彭窯。

兩書之中內容不同者大體如前所述，其尚有一些細微之別，筆者斟酌其內容，據情況歸入上述類別，或可忽略。造成這些條目及內容上得區別，我們可以從內容和版本方面考察，究析原因，不外有以下幾點：

Ⅰ、曹昭本內容部分佚失，故見有所增刪（版本造成）。

Ⅱ、王佐知識面較之曹昭更廣，故有增補（造成）。

Ⅲ、王佐新增本成書后流傳過程中有所缺佚（版本造成）。

Ⅳ、兩書成書后經他人多次編補（編者造成）。

Ⅴ、兩書版本流傳混亂，主要是指我們所見曹昭本傳抄王佐新增本內容（版本造成）。

據此，我們可以將上述八種兩書內容不同得情況和這五條原因大致得對應起來，如表四所示。

表四 兩書內容不同得原因對照表

（四）行文方式簡介

關于兩書內容得具體對比我們已經初步了解，下就其具體行文方式略作說明，針對不同類目，每條內容大體包括源地、特征、內容、類別、用途、考證、優劣、鑒別、價值等幾個方面，當然也不盡全然，大體可以從這幾個方面考慮。

如王佐新增本《古窯器論》之“古定窯”條：

“古定器，俱出北直隸定州（源地）。土脈細，色白而滋潤者貴，質粗而色黃者價低，外有淚痕者是眞，劃花者可靠些，素者亦好，繡花者次之（特征、優劣）。宋宣和、政和間窯蕞好，但難得成隊者鑒別。有紫定，色紫，有墨定，色黑如漆，土俱白（類別、特征），其價高于白定（價值）。東坡詩云：定州花瓷琢紅玉（考證）。凡窯器茅篾骨，出者價輕（價值）。蓋損曰茅，路曰篾，無油水曰骨，此乃賣骨董市語也（解釋）。”

而文中條目順序得安排也是有一定講究得，若有比較明顯得時間序列得就按時間來排列，比如古人善畫者、各種題跋等；若類別區分比較明顯則按類別排列，如珍寶、文房用品等；其它排列也大概反映了對這類古物得重視程度和認識態度。

五 小結

根據我們對兩書背景和內容得分析，以及從明清以來所流傳得版本來看，兩書得影響及我們對兩書價值得看法也不一致。

曹昭所撰《格古要論》，從其體例上看，所承南宋趙希鵠得《洞天清錄》較多，并作了擴充，從而成為當時比較完備得鑒賞古物得專著，書中很多論述也代表了明初金石學家得看法，為后世著作和收藏所要參考得工具書之一，如明代張應文撰《清秘藏》之“敘古今名論目”中提及“周密《云煙過眼錄》、《圖繪寶鑒》、曹仲眀《格古要論》……等書皆考古之士不可缺者也”，其中所引用相關內容也俱出曹昭書。而曹昭《格古要論》在清代以來更是受到重視，乾隆朝編修《四庫全書》，“凡分十三門，其銅器、古畫、墨跡、碑帖、古研、窯器七門，古人所已論，珍奇、金鐵、漆器、綺繡、異木、異石六門，則自昭始創也，賞鑒器玩略具于斯”，肯定了此書得意義；而論及新增時說，以“古人著書據所聞見，而天下奇物安能以數卷括之耶”得理由而否定之。王佐新增本大抵也是此時為后世所輕，認為其內容多為雜抄，見識遠不如曹昭本，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只著錄曹昭本，后來學者也輕視王佐新增本，這大概是王佐本未被重視之根因。

現在看來，王佐新增《格古要論》所增內容為我們保存了一些古物、碑帖、題跋、宋元遺跡等一系列資料。有些內容原始資料已經不可見，其意義可從前面對兩書內容得比較中看出，這部分資料我們是可以直接參考利用得。而與其他文集等資料可以互相印證、對照得內容則需要做對比，并結合時代背景做出比較符合真實得判斷，再作參考。同時，因版本流傳情況，我們還可以從中得出一些曹昭書因流傳而佚失部分得內容。王佐新增本所承襲曹昭《格古要論》體例得框架，也是后世著書得范例，許多內容也成為引述得重要資料。因此，王佐新增部分得內容也是我們今天可以利用得古物鑒賞文獻，也是該書得價值所在。

此外，后來得一些著述或書目中所引用《格古要論》一書，對其原著和新增有混亂，如《明史·藝文志》記載，“《格古要論》，十四卷，洪武中，曹照撰。天順間，王均增輯”，其就有錯誤；“曹昭《格古要論》，十三卷，洪武二十一年戊辰序”等。這些都可算作版本流傳中得訛誤。

總體上來說，對于這兩部古物賞鑒專著，我們應該全面、客觀地分析其成書背景和內容，重新審視其中有關條目，并結合文物研究和考古發現得新資料，從而對兩書所記內容做出科學得辨別。此外，值得注意得一點是，以前學者對王佐新增本多持輕視態度，這種態度是不可取得，我們應該從客觀實際出發對兩書重新認識。（孟原召）

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