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一些作家，如荷馬、莎士比亞、歌德、巴爾扎克、托爾斯泰，他們能被任何人在任何年齡和在任何的生活時代所發現；而另有一些作家，他們只是在某種特定時刻才展現自己的全部意義。蒙田就是屬于后一種作家。

為了能真正讀懂蒙田，人們不可以太年輕，不可以沒有閱歷，不可以沒有種種失望。蒙田自由的和不受蠱惑的思考，對像我們這樣一代被命運拋入到如此動蕩不安的世界中的人來說，最有裨益。

只有在自己深感震撼的心靈中不得不經歷這樣一個時代的人——這個時代用戰爭、暴力和專橫的意識形態威脅著每一個人的生活并又威脅著在他一生之中最寶貴的東西：個人的自由——只有他才會知道，在那些烏合之眾瘋狂的時代里要始終忠于最內在的自我，需要多少勇氣、多少誠實和堅數。他才會知道，世上沒有一件事會比在那群眾性的災難之中不被玷污而保持住自己思想道德的獨立更為困難和更成問題的了。

只有當一個人自己對理性和對人類的尊嚴產生了懷疑和喪失信心的時候，他才會把一個在世界的一片混亂之中獨處獨醒的人始終保持堪稱表率的正直，頌揚為實在了不起。

唯有經過磨難和有閱歷的人才會贊賞蒙田的智慧和偉大，對此我有切身體會。當我二十歲那年第一次讀他的《隨筆集》——那是唯一的一部在書中把他自己遺留給我們的書一說實在的，我還真不太知道該怎樣讀這本書。

我固然具備足夠的對文學的藝術鑒賞力，十分欽佩地認識到：書中顯示出他是一位令人感興趣的人物，一位特別具有洞察力和遠見的人，一位和藹可親的人，此外他還是一位懂得給自己的每一句話和每一句格言賦予個性特點的文學家。

可是我對此書的欣賞始終停留在一種文學上的欣賞，即對古籍的一種欣賞，而缺乏對內心的激勵，缺乏那種心靈與心靈之間電火花般的碰撞。《隨筆集》的題旨，我就已經覺得相當離奇，而且絕大部分隨筆不可能涉及到我自己的生活。

蒙田老爺在他的隨筆《國王們會晤的禮儀》或者《評西塞羅》中那些偏離主題而又海闊天空的夾敘夾議和我這個二十世紀的年輕人又有什么相干呢。即便是他的溫和、中庸的至理名言也和我沒有關系。

他的那些至理名言對當年的我來說未免為時過早。蒙田的明智告誡：行事不要雄心勃勃，不要太熱衷于卷入外部世界——以及他的撫慰人的勸諭：為人要教厚溫良和寬宏大量——對滿腔熱忱的年齡層次的人來說究竟有什么意義呢？這一年齡層次的人是不愿意讓幻想破滅、不愿意被人撫慰的，而是潛意識地只想在自己精力旺盛之際被人激勵。

青年人的本質就在于不希望自己被規勸成為過于平和、處處懷疑的人。對青年人來說，任何懷疑都會成為一種拘謹，因為青年人為喚起自己內心的那股沖勁，需要的就是深信不疑和理想。即便是最激進、最荒誕的妄想，只要它能煽動青年人，青年人就會覺得這種妄想比那些會削弱他們意志力的最最崇高的至理名言更重要。

再說到個人自由——蒙田已成為各個時代個人自由的最堅定的旗手，可是在我們當時的青年一代看來，難道這種個人自由真的還需要在1900年前后進行如此頑強的捍衛嗎？這一切難道不早已成為理所當然的事情了嗎？這一切難道不早已成為從專制和奴役中解放出來的人類通過法律和習俗得到保障的精神財富了嗎？

在我們當時的青年一代看來，擁有自己生活的權利，擁有自己思想的權利，并把那些思想毫無顧忌地用口頭和書面表達出來的權利，是屬于我們自己的，就像我們用嘴呼吸、我們的心臟跳動一樣不言而喻。

在我們面前的世界是一片又一片自由的土地。當年的我們不是國家的囚犯，我們沒有在服兵役中受到奴役，沒有屈從于專橫思想的胡作非為，沒有人處于被蔑視、被驅逐、被關入牢房、被趕出家門的危險之中。

所以在當時的我們這一代人看來，蒙田去搖撼那些我們認為早已被打碎了的種種枷鎖，沒有什么意義；因為我們當時根本不知道，那些枷鎖已經被命運重新在為我們打造著呢，而且是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冷酷無情和更殘忍野蠻。

我們當時是把蒙田為爭取心靈自由所作的斗爭當做一種歷史上的斗爭來加以尊重和崇敬的。而對當時的我們來說，他所作的那種斗爭早已成為多余和無關緊要。因為人生的神秘法則往往是：我們總是在太晚的時刻——當青春已經遠去時，當健康不久就要離開我們時，當自由——我們心靈最珍貴的本質——將要從我們身上被奪走或者已經被奪走時，我們才知道人生最最重要和真正的價值是：青春、健康、自由。

這也就是說，要懂得蒙田的生活藝術和生活智慧；要懂得蒙田為獲得“自我”所作的斗爭——我們精神世界中最必不可少的斗爭——的必要性，一定要有一種和蒙田生活處境相似的處境出現。

我們也一定要像他似的先經歷一次世界從最美好的繁榮之中陷人到令人驚愕不已的大倒退；我們也要像他似的從我們的種種希冀、期待、經驗和歡欣鼓舞中被驅回到那樣一種處境：我們在那里最終只好更多地保住孑然一身的自己，捍衛自己難得遇到而又無奈的生活。

是在同病相憐的命運之中，蒙田才成為我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朋友、安慰者、患難之交和兄弟，因為他的命運和我們的命運是何等相似呵。

當米歇爾?德?蒙田降世時，一個巨大的希望——一個像我們自己在本世紀之初曾經有過的同樣希望：“世界實現人文主義”已開始漸漸消失。而在人類生命的那個獨一無二的年齡段，文藝復興曾以自己的藝術家、畫家、詩人、學者把一種新的、空前的、無與倫比的美奉獻給了遇上好運的人類。看來，那種渾渾疆疆的黑暗生活給非同凡響的人帶來后浪推前浪、逐級登高的創造性力量的一百年，——不，數百年——來臨了。

世界一下子變得寬廣、充實和富裕。學者們用拉丁語、希臘語將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至理名言又從古代帶回給了人們。在伊拉斯謨領導下的人文主義預示著一種統一的、世界主義的文化。

看來，宗教改革除了拓寬新的知識外，還為新的信仰自由奠定了基礎。區域之間和國與國之間的界線被打破了，因為剛剛發明的活字印刷術使每一句話、每一種想法、每一種思想獲得了迅速傳播的可能。一個國家所獲得的，似乎成了大家的財富。

用思想所創造的這種統一超越了國王們、侯爵們和武器所進行的流血紛爭。隨著精神世界擴大的同時，地面上的世界，即世界的空間也擴大到了意想不到的地方——這又是一種奇跡。

從迄今沒有航道的大海中出現了新的海岸、新的陸地。一片廣袤的大陸為我們今后的世世代代確保了可以居住的家園貿易循環流動得更快了。財富充溢著古老的歐洲大陸并創造出奢華，而奢華又會創造出別具一格的建筑物、繪畫和雕塑，創造出一個被美化了的充滿精神生活的世界。

不過，每當空間擴大的時候，人的好奇心也大大增加。正如在我們自己這個世紀交替之際——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由于太空被飛機和飄蕩在各國上空看不見的傳話所征服，生存空間又再次大大地擴展了一樣，在當時，物理、化學、科學和技術揭開了自然界的一個又一個秘密，從而使自然界的力量服務于人的力量。

每當這種時候，巨大的希望就會使已經陷于絕望的人類振作起來。成千上萬的人都會回應烏爾利希?馮?胡登的歡呼聲：“活著是一種樂趣！”不過，如果浪潮來得太猛和太快，回落得也總是更加迅速。正如在我們這個時代里，恰恰是新的成就和新的技術奇跡以及組織的完善隨后卻成了最可怕的破壞因素一樣，在當時顯得十分有益的文藝復興和人文主義的各種因素隨后都成了致命的毒素。

夢想在歐洲給予基督教信仰以一種新思想的宗教改革隨后卻造成了那次宗教戰爭史無前例的野蠻行徑。活字印刷術所傳播的不是教育，而是傳播狂熱的神學；不是人文主義勝利了，而是排斥異己勝利了。

在全歐洲，每一個國家都在血腥的內戰中互相殘殺；與此同時，來自西班牙的征服者正在美洲新大陸以空前絕后的殘忍大肆發泄獸性。一個拉斐爾、米開朗琪羅、達?芬奇、丟勒和伊斯拉謨的時代卻重新陷入到那種阿蒂拉、成吉思汗、帖木兒等人窮兵黷武的罪行之中。

這正是蒙田一生中所經歷的真正悲劇——盡管他自己的頭腦不受迷惑地清醒，盡管他自己最富同情心的心靈感到極度的震驚，卻不得不束手無策地目睹這種從人文主義墮落到獸性的駭人聽聞的倒退。

這種倒退是罕見的人類瘋狂大發作之一，正如我們今天又再度親身經歷的一種瘋狂大發作一樣。蒙田在自己的一生中未曾有過一刻在自己的國家和在自己生活的世界里看到過所有那些高貴的精神力量——他心儀的和平、理性、友善、寬容——發生過作用。

從他第一眼看到那個時代直至他辭世時的最后一刻——正如我們一樣——他都要懷著恐懼規避“仇恨”兇煞和“狂熱”兇煞。是“仇恨”兇煞之神和“狂熱”兇煞之神褻瀆著他的祖國和人類，使他的祖國和人類驚恐和茫然。當他在波爾多親眼目睹民眾反抗“征鹽稅”的起義遭到慘無人道的鎮壓時，他還是一個不滿十五歲的男孩呢。

是那種毫無人性的鎮壓使他畢生成為各種殘暴行為的最激烈的反對者。就是這個男孩看到了數以百計的人怎樣被那些用最卑劣的本能設想出來的各種殘暴行為活活折磨致死。他們被絞死、被用木樁刺穿致死、被處以車磔之刑、被用刀斧砍成四塊致死、被斬首、被焚死。他還看到了烏鴉為攫食犧牲者燒焦的和半腐爛的肉在刑場四周盤旋多天。他聽到了被折磨的人大聲叫喊，而且也必定聞到過穿過街巷迎面飄來的燒焦的人肉氣味。而當這個男孩剛剛進人成年時，內戰就開始了。

這次內戰以狂熱的意識形態把法國完全毀掉，就像今天國家社會主義的狂熱分子蹂躪全世界一樣。“火焰法庭”將無數新教徒判處火焚，“圣巴托羅繆之夜”那一天就殺戮了約八千人。胡格諾派也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用罪行報復罪行，用泄憤報復泄憤，用殘暴報復殘暴。他們沖擊教堂、打碎雕像，著魔似的瘋狂甚至都不讓死者安寧。“獅心王”理査一世和“征服者”威廉一世的陵墓被創開，墓內的財寶被掠奪。

武裝人員從這個村莊趕往另一個村莊，從這個城市趕往另一個城市，一會兒是天主教派的武裝人員，一會兒是胡格諾派的武裝人員，但總歸是法國人對法國人，百姓對百姓。在他們亢奮的獸性中，沒有哪一派會向另一派讓步。被抓獲的駐在當地的武裝人員全都排成一行被槍系，從第一個到最末一個。河流由于沖下來的尸體而遭到污染。估計有十二萬座村莊被搶掠一空，夷為平地。

不久，仇殺就拋棄了意識形態上的借口。一幫幫武裝匪徒襲擊各地的城堡，襲擊旅行者，不管他們是天主教徒還是新教徒。當時，騎馬穿過屋前的一片樹林所冒的風險不亞于遠航去新大陸或者到吃人的野蠻部族那里去。無人還能知道，他的房屋是不是屬于自己的，他的財物是不是屬于自己的；無人還能知道，他明天是死還是活，是被抓走還是依然自由。

1588年，已經上了年紀的蒙田在他生命的最后階段寫道：“在我們三十年來所處的一片混亂之中，所有法國人，無論個別而言，抑或籠統而言，每時每刻都眼見自己處在傾家蕩產的邊緣。”

世上不再有安全。這種基本感覺在蒙田的思想意識中必然會表現為一種智慧：倘若他要拒絕和那些著了魔似的瓶狂人群一起興風作浪，他要拒絕和他們一起扼殺自己的祖國、扼殺自己生活的世界，那么他勢必要想方設法在這個世界之外——在遠離自己的祖國和遠離這個時代之外——找到安全之處。

那個時代講人道主義的人們的感覺和我們今天自己的感覺是多么相似呵！這一點可用拉博埃西于1560年寫給他的朋友——二十七歲的蒙田的一首詩作為印證。拉博埃西在詩中向蒙田呼吁：“是什么命運讓我們偏偏在這樣的時代誕生！”

我眼看自己的國家走向毀滅，

我看不到其他的路，

除了離開家園；

我去向何方，

聽從命運的安排。

天神們的發怒

早就催促我逃離，

為我指向

大洋彼岸遼闊、開放的土地。

在我們這個世紀之初

新大陸在驚濤駭浪中出現，

正因為天神們

要將它當做避難的去處。

當殘忍的刀劍和可恥的禍害

殃及歐洲時，

那邊的人們會在更美好的天空下

自由耕耘農田。

在人生的寶貴價值、在使我們的生活更純潔、更美好、更富有正義并且使生活充滿意義的一切，在我們的和平、獨立、天賦的權利，被一小撮偏激分子和意識形態的狂熱犧牲掉的那樣一些歷史時代里，對一個不愿為這樣的時代而喪失自己的人性的人來說，一切一切的問題都歸結為一個唯一的問題，那就是：我怎樣保持住我自己的自由？

盡管有種種威脅和危險，我怎樣在黨派的癲狂行為之中堅定不移地保持住自己頭腦的清醒？我怎樣在這種獸性之中保持住良知中的人性不致錯亂？我怎樣擺脫那些由國家或者教會、或者政治違背我的意志強加于我的種種專橫要求？從相反的角度講，我怎樣堅持在我自己的言論和行動中走得不比最內在的自我更遠？我怎樣擺脫我自己的僅僅只能看到世界某個角落的小天地？我怎樣不去迎合那種受到控制并由外界發號施令的規范？我怎樣在面臨危險、面臨罕見的瘋狂和面臨他人的利益要被犧牲掉的時候，保持住最屬于我自己的心靈、以及保持住只屬于我自己的用心血換來的物質？我怎樣保持住我自己的身體、自己的健康、自己的思想？我怎樣保持住自己的鎮定和自己的感情？

蒙田將自己的一生、將自己所有精力和努力以及自己的藝術和智慧全都用在這樣一個問題上而且也只用在這樣一個問題上——我怎樣保持住我自己的自由？

為了要在一個普遍屈從于意識形態和黨派的時代里拯救自己的心靈——拯救自由，蒙田所作的這種探索和努力使他對我們今天的每一個人來說依然如同兄弟一般親切如果說，我們今天把他當做一個藝術家來加以愛戴和主要是把他當做一個藝術家來加以崇敬，那么恰恰是因為沒有一個人會像他那樣把自己獻身于這樣一門人生的最高藝術：“人生的最高藝術乃是保持住自我”——蒙田這樣說過。

不過，在更安定和更和平的其他時代里，人們會從自己的另一個視角去考察蒙田的思想遺產、文學遺產、道德教育方面的遺產、心理學方面的遺產。在那些其他的時代里曾有過學術上的爭論：蒙田是不是一個懷疑主義者，或者他是不是一個基督教徒；他是一個伊壁鳩魯派的信徒呢，還是一個斯多葛派的信徒；他是一個哲學家呢，還是一個以讀書自娛的人；是一個作家呢，抑或只是一個天才的業余寫作者。

然而我今天在蒙田身上所關心的和所思考的僅僅是這一點：在一個和我們所處的時代相似的時代里，他如何使自己在內心深處獲得自由，和我們如何通過閱讀他的作品，用他的思想使我們自己變得堅強。我把他看做是世上每一個自由的人的最早祖先，是保護每一個自由的人的圣徒，是每一個自由的人的朋友。

我把他看做是，面對一切人和面對一切事，都能保持住自我——這樣一門新的然而也是一門永恒的學問——的最好的老師。世上曾有少數人相當真誠和相當頑強地奮斗過，為的是不受因時代的激蕩而泛起的污泥濁水以及有毒的泡沫的影響，為的是不同流合污，為的是保持住最內在的自我——保持住自己的“本質”，而且確有少數人成功了：他們在自己的時代面前拯救了最內在的自我，并為所有的時代樹立了榜樣。

蒙田為了保持內心的自由所作的這種斗爭，也許是個有思想的人所進行的最自覺和最堅韌的斗爭，可是從外表上看，這種斗爭絲毫不顯得崇高和英勇。

把蒙田歸人到那些用自己的言辭聲稱要為“人類的自由”而斗爭的詩人們和思想家們的行列之中，很可能完全是人為的；他絲毫沒有席勒或者拜倫那種慷慨激昂的長篇表白和激情滿懷，也完全沒有伏爾泰的那種攻擊性。

這樣一種念頭：要把像“內心自由”這種完全是個人的東西傳給別人，甚至要傳給群眾——很可能會遭到他的取笑。他從自己心靈的最深處討厭職業的社會改良家、口頭理論家和四處兜售信仰的人。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要在自己身上保持住內心的獨立——僅此一樁——就意味著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因此，他的斗爭僅限于防御，僅限于保衛最最里邊的、沒有人會允許他人進入的堡壘——歌德把它稱為“碉堡”。

他的謀略和手法是，在外表上盡可能做到不引人矚目和不事張揚，恰似戴著一頂隱身帽走過這個世界一樣，以便找到一條通往自我的道路。

所以，蒙田所寫的原本就不是人們稱之為傳記的東西。他從不慷慨激昂，因為他在生活中不好出風頭，他也不為自己的思想招徠聽眾和贏得贊同者。從外表上看，他是一個國民、一個官員、一個丈夫、一個天主教徒、一個不聲不響地完成他人所賦予他的職責的人。

為了對付外部世界，他故意采用了這種不令人矚目的保護色，以便能夠仔細觀察自己心靈的種種變化，然后用色彩斑的文字展示這些變化。他隨時準備讓別人借用他所寫的東西，卻從來不打算把自己所寫的東西獻給別人。

在他生活的每一種形式中，他始終保存著自己本質中最好的、最真實的東西。他讓別人去夸夸其談，讓別人去結成同伙，讓別人去采取極端的行為，讓別人去喋喋不休地說教，讓別人去炫耀自己；他讓這個世界去走自己迷惘和愚蠢的路。

他自己只關心一件事：為了自我保持理性，在一個非人性的時代里保持人性，在烏合之眾的瘋狂中保持自由。他任人嘲諷，說他冷漠、狐疑和膽怯他讓別人感到驚訝——他并不追逐官職和顯貴。縱然是認識他的最親近的人也沒有想到，他是以何等的堅毅、顧強、機智和巧妙在社會的陰影中從事他給自己提出的這項任務；他要度過他自己的一生，而不是僅僅度過一生。

因而，這位看上去似乎是無所作為的人恰恰作出了無可比擬的業績；他通過保持自我和描寫自我，其實質是，他用自己為我們保存了一個不加掩飾的、超越時代的人。

蒙田是一個我們同時代的人、一個今天的人和個永遠有現實意義的人，他的斗爭就是世間最眼前的現實斗爭，而蒙田那個世紀里的所有其他的神學論文和哲理性的議論卻都會使我們感到陌生和陳舊。

當我一頁又一頁地翻閱蒙田的書時，我就會無數次地感覺到，書里商討的恰恰正是我們的事情：在這樣一個時代里我心靈中最最內在的憂慮是什么。我會感覺到，書中的所思所想比我自己所能說的更好、更清楚，比我自己所能想的更清晰。他在書中所說的“你”不就是我自己么。

在蒙田的書中，他所處的時代和其他時代之間的距離消失了。和我在一起的不是一本書，不是文學，不是哲學，而是一個我視為兄弟一般的人，一個給我出主意、安慰我并和我交朋友的人，一個我理解他而他也理解我的人。

每當我拿起他的《隨筆集》時，我仿佛覺得印有字跡的書頁已在昏暗的房間里消失。我仿佛覺得有人在呼吸，有人與我在一起，我仿佛覺得有一個陌生人向我走來，但又覺得他不再是一個陌生人，而是一個我覺得如同朋友一般的人。

相隔四百年的時間仿佛如同云煙一般飄散而去；和我說話的不是蒙田領地的領主，不是死于非命的法國國王的侍臣，不是佩里戈爾地區的一座城堡的主人；他脫下了白色的有褶裥的寬袖長外套，摘掉了尖頂的帽子，卸下了佩劍，從頸脖上取下了鑲有圣米歇爾勛章的令人自豪的項鏈；到我這里來的不再是波爾多市的市長，不再是一位貴族老爺和作家。來的是一位講述自己并且給我出主意的朋友。

有時候會在他的聲音中感覺到一絲淡淡的悲哀——為我們人的本質的脆弱性而悲哀，為我們的剛愎自用而悲哀，為我們的領袖人物的固執偏狹而悲哀，為我們的時代喪失理智和戲酷無情而悲哀。這是一種高貴的悲哀。

他的學生莎士比亞正是將這種高貴的悲哀賦予給那些最可愛的人物：哈姆雷特、布魯圖斯、普洛斯彼羅——這些人物大家不會忘記吧。然而過后我仿佛又黨得他在笑話我：你何必對待這一切如此心重呢？你何必對你的時代的荒唐和殘暴如此介意和沮喪呢？這一切只會觸及你的皮膚、觸及你的外在生活，卻不會觸及你的“最內在的自我”。只要你自己不讓你自己不知所措，外界就無法從你身上得到什么，也無法使你心煩意亂。

“一個頭腦理智的人是什么也不會失去的。”時代發生的一切對你是無能為力的，只要你不介入。只要你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時代的瘋狂也并不是真正的苦難。縱使是你的經歷中最不堪回首的經歷——表面的種種屈辱、命運的種種打擊，也只有當你在這些經歷面前變得軟弱時，你才會感覺到它們，因為除了你自己，誰會去重視這些經歷呢？除了你自己，誰會去在乎這些經歷的歡樂和痛苦呢？除了你自己，沒有任何別的東西能提升和降低你的“自我”。

一個內心始終堅定和始終自由的人縱然遇到的是外界最沉重的壓力，也容易化解。蒙田的話和明智的勸諭始終意味著是一種善舉，尤其是當某個人在他自己心靈的寧靜和自由之中受到困擾的時候，因為在那些迷惘和黨派紛爭的時代里，唯有正直和人性可以保護我們自己。

讀蒙田的書，不一定要讀一個多小時或者半個小時，只要翻開他的書，我們每次都會找到一句言之有理和使人振作的話。蒙田在數百年前所說的話，對每一個竭力爭取自身獨立的人來說，依然始終有效和正確。

不過，我們最應該感謝的是那樣一些人——他們在一個如同我們今天這樣非人性的時代里增強我們心中的人性。他們提醒我們：我們所擁有的唯一的東西和不會失去的東西就是我們自己的“最內在的自我”；他們提醒我們：不要為一切來自外部的、時代的、國家的、政治的強迫行為和義務犧牲自己。因為只有面對一切事和一切人始終保持自己內心自由的人，才會保持并擴大人世間的自由。